特朗普出身于商界，对于任何事务都从利益和成本出发来考虑。例如，面对俄乌冲突的最终阶段，他关注的并非战略层面，而是如何获取乌克兰的矿产资源和基础设施，试图利用这些资源的收益来弥补美国援助的损失，这正是典型的商业思维。
同样，他一直在督促欧洲提高军费开支，声称要让欧洲自负其责，这也体现了他精于计算利润的商业哲学。此外，在开发美国第六代战斗机时，特朗普采取了大幅削减成本的措施，甚至直接进行大幅削价，更是验证了他的商人本质。然而，在这种特有的商业思维下，所带来的第六代战斗机究竟会是什么样的呢？
需知，特朗普在乌克兰开采资源并无不妥，因为那里的资源确实存在。同时，特朗普要求欧洲提高军费，这同样没有问题，毕竟欧洲具备足够的财力。然而，特朗普显然对工业和科技缺乏了解，对于美国的产业经济状况认识不足，试图对波音施加压力以降低成本，结果可能只是损害了自身利益，导致性能下降。
这是因为，美国近期推出的第六代战斗机F-47计划有一个显著特点：成本极低。据报道，F-47战斗机的单架造价甚至低于F-22战斗机；而波音在研发中获得的资金仅有200亿美元。
早些时候，美国提出的下一代空中优势计划（NGAD）在实施过程中一直面临成本增加的挑战，因此美国国会始终未批准第六代战斗机的研发计划。这一情况导致了该计划的多次调整，从最初设想的重型战机逐步转向中型战斗机。在此背景下，NGAD战斗机的单机成本预计已达到3亿美元，研发经费也高于F-22战斗机的400亿美元和F-35战斗机的500亿美元。
目前，在特朗普的议价下，F-47项目的单机成本已降至远低于F-22战斗机的1.2亿美元，仅为原计划成本的三分之一。同时，其研发费用也显著低于F-22和F-35项目，仅需200亿美元。
众所周知，美国最近经历了一次严重的通货膨胀，导致人力资源及物资成本显著上升。此外，美国仍处于去工业化阶段，各类工业产品的整体成本普遍上涨，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美军在武器装备研发上的高投入。
当前，美国计划以远低于以往的资金和单机制作费用，去开发一款更为先进的战斗机。这是否可能？是否能实现？显然，这种做法严重违背了工业经济的基本规律，而任何一项工业产品一旦偏离这一规律，就必然遭遇失败。
回想当初，美国在研发F-35战斗机时投入了500亿美元，洛克希德·马丁公司因资金短缺而将F-35的设计拆分为不同系统，仅负责机身及主要部分的开发，诸如弹射座椅、发动机和雷达等方案均外包给其他企业。这种方式虽然呈现出一份看似理想的成本控制报表，实际上仅是技术手段的包装。最终，批量生产的F-35仍然面临着高昂成本的问题。
此次，美国将F-47战斗机的研发和单机成本削减至F-22战斗机的一半，这样的结果显然不容乐观。而且，F-22战斗机在90年代末的研发成本达到400亿美元，单机制造费用为1.2亿美元，那时的美元价值要高于现在的。因此，如果将这些因素纳入考虑，我们可以推测波音最终推出的产品将会是怎样的。
工业产品的规律表明，便宜的商品往往难以保证品质，而质量优秀的产品则通常价格不菲。但美国此时选择了极端的低成本策略，让我们不禁期待这款研发成本仅为200亿美元的第六代战斗机究竟具备怎样的能力。当然，这一切都以它不会在研发过程中中止为前提。
